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緣起：

高雄是一個移民城市，早在「文化沙漠」的1960年代，就有人提議開設美術館，直到許水德擔任市長時，才正式成為政策，在蘇南成任內，開始成立籌備處，並在1994年吳敦義時代正式開館。


　　　 高美館是濁水溪以南唯一的美術館，是台灣南部的美術最高殿堂，肩負多重任務，因而必須以「綜合性」美術館定位，以符合南部地區民眾及藝術家的多元需求。

高美館在1989年由謝義勇開始籌備，而真正建立高美館基礎的是續任的黃才郎，黃才郎畢業於文化大學美術系，並且通過藝術行政高考，是具有美術專業背景，也有行政素養的美術官員，高美館他的嚴密籌畫之下，在1994年堂堂風光開幕。

黃才郎時代的高美館風格：

黃才郎開創高美館的格局，首先表現於用人風格，在地方官僚體制之下，高美館專業館員的專業性可說頗受肯定，專業的館員，或許是黃才郎對高美館甚至高雄市的最大貢獻，年青專業館員使高美館在編制人力都不理想的情況下，仍然在樓板面積龐大的高美館維持高標的展覽與活動品質。甚至在黃才郎卸任後的兩年空窗期，仍可維持高美館的基本格局。

美術館的風格應植基於典藏，高美館自開始運作起，除了謝義勇時代典藏了大量書法作品以外，其它典藏基本上是乏善可陳，黃才郎時代高美館風格其實是表現在經常性的展覽上。對此，黃才郎在建館初期即以「美術史美術館」做為對外的宣示說法，以「美術史」做為美術館各種作為的觀照考量，各種展覽都以「美術史」的角度取捨，觀察黃才郎時代的高美館展覽，除了一些「交代展」，重點展覽確實是以「美術史」的思考做為取捨的依據，即使高美館「美術史美術館」當中的美術史是什麼美術史，可說語焉不詳，至少，大部份重點展覽確實表現了「美術史」的嚴謹度。

高美館開館前（1993）年的「源」事件或許是黃才郎館長任內的最大遺撼，為了徵件得標作品的抄襲模仿可能，加上黃才郎在事件開始時處理的高姿態，促成高雄現代藝術家的團結對抗，「源」事件的最後結果雖可說不了了之，「源」事件卻造成高美館在開館後和高雄現代藝術家的疏離，對於事件兩造，都可說是遺撼。

後黃才郎時代的高雄美術館：

1999年高雄市政黨輪替，黃才郎離開工作7年的高美館，回到台北擔任文化局副局長職務，當時高雄市政府「好像」馬上要成立文化局，市政府放出風聲：「等文化局成立，組織編制，調整妥當再決定館長人選。」並決定由館內研究員暫代館長職務，而代理館長的任用資格卻造成各種質疑，市政府也收到各種黑函，只好由當時的教育局長曾憲政出來收拾殘局，指派專業館員中唯一具任用資格的陳雪妮擔綱，在正式館長到任前維持館務運作。

陳雪妮代理館長時間長達兩年餘，比一些正式館長的在職時間更久，而因為專業視野的問題，她在代理館長期間曾經有將典藏預算由2000餘萬縮減至200餘萬，以及把聯誼性質的「地方美展」引進高美館等影響深遠的作法，而原本黃才郎時代的嚴謹館風，亦開始鬆弛閒散。


　　 2001年秋天，謝長廷市長也覺得實在不能再代理下去了，終於決定由文建會延攬蕭宗煌前來，繼續館長職務。

蕭宗煌時代的開展與困境：

蕭宗煌性格較為溫和，在任時亦沒有如「源」事件般的重大衝突事件，和高雄藝術界相處較為融洽，雖然館員的衝勁，已不如黃才郎時代勇猛，而在百業蕭條的年代，每年超過一億元的預算，應該仍可有所作為。


　　 從籌備處成立起算，高美館已有超過10年的歷史，透過各種展覽，高美館確實表現了「綜合性」美術館的風格，而經過10多年的衝刺盤整，或許也到了冷靜沈澱，並且回歸專業美術館角色的時候。

所謂專業美術館，或應植基於有系統結構的優質典藏，優質且具結構性的典藏，是形成專業美術館的根本，也是建立美術館風格的依據，而因典藏而延伸的研究和常設展覽，更是深化及具體化美術館專業角色的要件。在高美館開創階段，典藏業務是相對冷門低調的，研究部門更若有實無，若在回歸美術館專業的著眼上，典藏與研究或許是高美館面對未來競爭亟須加強的重點。

高美館立基於台灣南方，身負多重任務，近年來，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南台灣經濟持續低迷，民間企業對高美館的贊助已不若當年，開館時民間捐助六百餘萬元購藏布爾代勒《大戰士》雕塑的盛況似乎已成似水年華。而原本高雄現代藝術家最引以為傲的開放論壇氣氛也逐日淡薄，高美館幾乎沒有辯證印證的對象。此外，因為10餘年來高美館所建立的優良業績，高美館在市政府各文化單位中聲譽卓著，使高美館經常必須承接各式各樣來自各種上級單位的「交代」活動，一些無關於高美館本業的活動，對於館員的士氣確實頗有消磨。

身為南台灣唯一的美術館，過去10多年高美或許走的相當風光，而面臨新的時代，又面對大環境的難局，做為市政府2級單位的高美館，或許必須以更宏觀的視野與更高智慧來開創新局，成為真正具有學術專業地位的美術館，為了當下，更為了長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