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從一個藝術工作者和文化觀光客的角度，在土耳其各地名勝古蹟遊走了半個月，我兩度來到伊斯坦堡這個城市。前一次逛足了舊城區的清真寺、聖蘇非亞教堂、皇宮博物館、和古代地下水城……，吃土耳其餐、喝蘋果茶、遊海峽、擠中央市場和埃及市集、聽千篇一律「Excuse me？ Where are you from？」的小販拉客招呼、和一天若干次的清真寺召喚，在夕陽中想著這個遙遠記憶中的奧圖曼帝國、和在歷史中熟知卻在經驗中不存在的城市。最好奇的兩件事是，舊市區幾乎不見女人的蹤影、在清真寺附近即使吃海鮮也不准喝啤酒！隔層文化隔層紗，一幕幕異國情趣形成獨特的美感經驗。我看到的不是城市本身，或以地圖邊界定義出的疆界，而是充滿矛盾衝突的歷史所交織而成的城市場景、一個劇力萬千的文化平台。

隔著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古代遺址、卡帕多奇亞奇岩怪石的地形、和山穴地底的基督教文明的奇幻之旅，第二次進到伊斯坦堡，可是針對雙年展的藝術之旅。從舊城區跨過哥拉塔大橋（Galata Bridge）進入現代化的新市區，彷彿已經熟悉了在地的語調和慣例。所有的細胞除了用來看藝術、再不就是享受一下現代城市的律動和節奏，兩種語言和氛圍都令人感到不陌生。在地用皮膚呼吸、返台後換腦整理了一下「雙年展」的參訪經驗，回頭想想我們自己的藝術雙年展和城市議題。


　　 從1987年起，歷經九屆的「伊斯坦堡雙年展」，是由具有33年歷史的「伊斯坦堡文化藝術基金會」（Istanbul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arts, IFCA）（註1）創設而成。除了每兩年秋天舉辦一次的雙年展，基金會的規劃還包括每年四月到七月間連續舉辦的國際影展、劇場和音樂節慶、和爵士音樂節。創設者Nejat F. Eczaciba?i的構想，如歐洲其他城市一般，讓伊斯坦堡擁有獨屬於自己城市的藝術節，企圖當然不只是掌握當代藝術脈動和市民休閒，並試圖成為歐洲文化社群的一部分，作為建立新的身分認同、文化經濟、和城市外交的有效策略。

綜觀18年來的「伊斯坦堡雙年展」主題，不論是從歷史、文化遺產的角度，或是從當下生活、未來假想的視野，都是以這個在地理上居於歐亞地塊樞紐、在歷史上數度閃耀光芒、服膺於異質宗教文化和政體的老城邦出發，以藝術形式進行跨越國家、族群和文化邊際的提問。包括：1989年Beral Madra的「傳統空間中的當代藝術」；1992年Vas?f Kortun的「文化差異性的生產」；1995年由曾經是德國最年輕的畫廊經營者Rene Block擔任策劃，以「ORIENT/ATION」為題，探討當代世界邊界和秩序模糊下的藝術想像，參展藝術家多達123人；1997年Rosa Martinez策劃的「談生活、美、轉譯、和其他的困境」（註2）；1999年Paolo Colombo策劃「熱情與浪潮」；2001年則是由日籍策展人長谷川祐子策劃的「自我遁走」；2003年則由紐約新美術館的資深研究員Dan Cameron以「詩意的正義」為題探討當代全球化社會正義的可能性。

雙年展主題分佈，不只處處展現歷史痕跡，和歐亞文化版圖的關係，還積極探討當代城市生活處境的議題，同時相當強調這個跨文化都會所面臨的社會變革和價值轉換。從自身的關注和提問出發，卻有效地運用策展人的路線和國際連結脈絡，使議題和焦點擴大。其中多數的策展人均活躍於西方主流藝術界，具有注視邊緣和全球議題的觀點。相對地，這個城市的豐富度和文化歷史意象，形成充滿魅力的想像，如磁鐵般吸引和挑逗著這些藝術策劃者的癮頭。今年9月16日到10月30日的「伊斯坦堡雙年展」，首次採取雙策展人制度（註3），由身分差異卻為當代藝術圈熟悉的Charles Esche和第二次擔綱策劃的Vas?f Kortun兩人共同合作，於去年10月即已宣告展覽理念架構，直接以「伊斯坦堡」為本屆雙年展主題。策展理念開宗明義點出「伊斯坦堡」這個名稱，作為一個隱喻、未來期許、活生生的當下現實、和一個靈感來源的意涵。雙策展人制度，巧妙地連結兩人的領域和資源管道，不止刺激和建構土耳其當代藝術的能量，更將伊斯坦堡的訊息擴大到荷蘭的當代藝術館中，和諸多相關聯的歐陸城市內，成為跨國的伊斯坦堡新風貌，推動有力的城市行銷和當代再結構議題。

這個展覽可說是關於城市平台上的「城市」計畫，展出形式具有幾項創舉。展出基地避免充滿觀光客的老城區歷史建築，特意選擇接近日常生活常態的新市區，強調現代性的都會遺風和消費型的經濟態勢。以城市為策劃脈絡的兩大核心展覽，其一是位於伊斯坦堡新城區內Taksim-Galata之間不同規模的七個閒置的公寓、商業或倉儲建物內（Venues）的藝術家進駐計畫，和三組街道介入計畫（En route）。這部分係由53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所組成。他們半數受邀一個月至半年不等的工作進駐；另一半則來自其他和伊斯坦堡有歷史淵源的都市藝術家們，讓城市素描呈現更豐富多元的面貌和敘事角度。

此外還有一系列相關聯稱之為「Positionings」的平行和同時展出計畫，包括雙年展系列講座和討論會、雙年展規劃區域內不同主辦單位呈現多元文化的分散展場，還有特別強調位於主展場之一的海關舊倉庫Antrepo no.5二樓設立的「接待區域」（Hospitality Zone），成為在地年輕藝術家和國際平行計畫的相遇地。

其二是將展出場景移至歐陸荷蘭愛恩多芬市（Eindhoven）凡艾伯當代美術館（Van Abbe Museum）的策劃展，從其館藏歐洲作品選件，和歷年「伊斯坦堡雙年展」的主要作品對照展出。同樣以「伊斯坦堡」為對象，以美術館體制出發的靜態展覽對應一個當下正在發生、充滿流動變化的雙年展事件。在空間機制上，更讓兩個性質相對照的都市成為探討藝術的脈絡，分別點出新與舊、歐洲與亞洲、西方與東方、歷史與當下、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弔詭關係。透過如此刻意安排的策展語境，企圖讓觀者看到的不只是伊斯坦堡這個城市，它的當下處境、和歐洲、全球的實質和想像關係，同時透過當代藝術的雙重關鍵場域——當代美術館和雙年展，演示藝術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社會階級和性別的議題。

藝術策劃永遠不只是概念的構造，而是透過實踐所形塑而成的感官經驗，才真正算數。老實說，對多數從現代主義藝術環境養成的觀者而言，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看」的展覽；在白盒子空間養尊處優慣了的觀光客，恐怕會抱怨標示系統的不明確、缺乏熟悉的布旗作引導、每日顛簸摸索在大街小巷間、進入一棟棟殘破而勉強粉飾裝扮的舊建物、閱讀成堆氾濫的影像、文字、和陌生語言的暴力。好像只有進到同時開幕的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註4）「重力中心」（Center of Gravity）的展場，充滿設計感和冰冷潔癖的空間，才有如釋重負的歸屬感。但是說來奇妙地，在感官記憶的篩選機制下，讓我仍然興奮和保有鮮活意象的，不是「藝術」這件事，而是透過這群策劃者和視覺工作者的眉批和註記，我「看」或是「讀」到了這個「城市」，包括她的實質、和想像的處境。

雙年展的策劃和實現其實不會是單一事件，而需要是一連串的衛星計畫，以不同的程度和向度來接近不同需求的觀眾。此次規劃除了運用根莖組織般的散置卻相聯繫的展覽空間，並適時配合由淺入深的網站及出版品，以協助展出的溝通和檢索。每週五出版的雙年展簡訊、策展理念和論述專書，尤其是隨門票附贈的詳盡展出手冊，甚為貼心。此外還有對藝術界參訪者的專業資歷認定、以提供免門票通行的事先申請程序。

檢視雙年展幕後的策劃組織，完備的工作團隊還包括歷屆策展人的諮詢顧問、整體雙年展和個別展場的經理人、宣傳和後勤補給、出版品和網站設計維護、論壇聯繫安排計畫、展場裝置事務和錄像計畫、國際運輸通關、接待、翻譯、導覽等都有專人負責，還有一小組現場實習生，均具名在工作組織中。另外特別強調與政府或民間單位的協調事務、財務管理、公共和媒體關係，皆設有專司團隊。

雙年展視覺系統的建構，不是在紛亂充滿視訊的城市中強加巨大的標示，而是憑藉觀者對特定符號的記憶和主動辨識能力，以及一紙明確的藝術地圖，在有明確範圍的巷弄間，搜尋巧妙置入的雙年展符號。最典型的是Gruppo A2團體對風格殊異的主展場建築進行的點睛計畫，把每一棟建築正面的某些元素漆成突兀觸目的色彩，以紅粉色系為主軸，在常規中置入一絲怪異，既是標示系統、也是表態，對當代藝術特質的暗示，不言而喻。

展場分散的策略，是以過去雙年展為背景，凸顯出此次展覽與城市之間建立的新關係。在展場和展場之間，或者更直接的說，在抽換機能的建築和日常生活之間，我們聞到城市的聲音、嗅到生活的味道。沿著貝優谷魯區域（Beyoglu）的石頭大道，人聲鼎沸夾雜的是外國語和在地人的生意經（註5）。這裡不像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充滿觀光客的奇觀幻象，也不像卡塞爾文化車站和費得利希農美術館園區聚集知識份子的公共論壇。這是「伊斯坦堡劇場」，一場活生生的城市戲碼，讓當慣主角的觀光客，扮演跑龍套的隱匿觀察者。

這次雙年展諸多作品中，令我印象深刻、回味無窮的的是年輕藝術家Jakup Ferri隱藏在四個主展場入口角落的四件單螢幕錄像作品。身為東南歐甫獨立的小國科索弗（Kosova）首府普利西汀那（Prishtina）的市民，他的作品均是運用自拍手法，記錄他對身為邊緣藝術家的身份，以「不會說英語的藝術家、就不是藝術家」為題、操弄著蹩腳英文的處境陳述，企圖引起策展人注目的自我推銷。還有刻意錄製藝術家家人的致謝詞，卻偶發地從母親口中流露對他首次離家到西方國度辦展覽的不安全感。另外一作是他抱著音箱企圖跟約翰藍儂（西方）和小野洋子（東方）互喚其名、三個名字同時存在、後兩者卻與前者毫不相干的荒謬無謂行為。這樣的作品，讓觀者經驗到的不是單一城市，而是某一種後殖民文化和消費經濟制度所形塑的城邦文化。在這個議題下，顯然普利西汀那、或伊斯坦堡的處境並不孤單。

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所設定的三級三審制度中，至少牽涉到藝術行政、藝術評論、應用藝術、藝術教育、藝術創作、都市設計、建築設計、景觀造園、文化、等9類文化藝術相關的學者專家，分別扮演下列各種任務不同的角色：文建會諮議委員，中央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審議委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成員，以及在公共藝術徵選作業過程的評選委員。而受委託製作或參與公共藝術競標的廣義藝術創作者，也分別包含美術、景觀、建築、設計等背景的個別創作者，或和藝術行銷背景組成的各式藝術產出公司。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員」將秉持他們所認同的價值和專業標準，在為公眾製造或檢驗國內公共藝術的「公共」和「藝術」性。在台灣由於藝術生態不健全、分工不完整的情況下，我們可能很難區分誰是創作者、誰是監督者、或誰又是評鑑者。當一個人可能同時有機會具有不同身分時，如何拿捏分際、掌握本分，似乎不是容易的課題。設置辦法原意是要透過不同領域知識的提問、對話來產生適當的選擇。但是專業角色無法釐清、對公共藝術認知不足，和對設置辦法理解不清，這正是專業對話的一大業障。

在這裡，「城市」的確比「藝術」更吸引人。根據長谷川祐子的說法，此次雙年展缺乏「美麗炫目」的作品，因此觀光旅遊機構抱怨雙年展觀光人數將遭致下滑（註6）。這是一個弔詭的說法，因為策展人和所有策劃均必須通過和主辦單位的溝通、妥協和最後達到共識，才得以搬上舞台。策展機制絕對不只是明星導演（策展人）和藝術家領銜演出，還有幕後的贊助者、後製、後勤的團隊以及他們的價值體系。觀察主辦單位IFCA的常態組織，除了基金會成員外，另將公部門相關機制的首長，包括首相、各部首長、和伊斯坦堡市長，都列入榮譽理事會的名冊中。看樣子，IFCA的企圖心不只是文化事務，根本是一個國家形象推動的行銷事件。但是反過來說，他們也動員一切的力量，支持當代藝術的發展。對「伊斯坦堡雙年展」而言，當代藝術和國家政治、文化經濟之間，恐怕有賽局理論的緊張平衡關係。

目前全世界總計約達50個不同形式以「城市」出發的當代雙年和三年展。這些展覽結合觀光產業，成就了超越藝術生態的全光譜人口流動。除了歷史久遠的少數例外，這類型的國際超級大展多半在80、90年代創辦，和全球化下城市再結構的過程息息相關。世紀初的大型世界博覽會，係強權國家展現帝國主義和殖民較勁的意義；現在的雙三年展卻不只為中心國家展露資本勢力，卻同時是後殖民國家對中心國家抵抗和多元交往策略的一環，扮演著現代化形象和經濟窗口，同時也是一種主動有效的政治策略。因此超級展覽不只是知識菁英的聚集、藝術文化的盛事，甚至是政治表態、城市行銷的手段，深具宣傳目的，是社會經濟事件、也是觀光休閒的市民生活。

我們為什麼要辦雙年展？「台北」作為一個城市，從全球經濟、政治策略、文化資產、和身分認同的諸多角度下，具有什麼樣的特質或特殊位置？台灣當代藝術的現況和能量如何？和全球藝術脈動具有什麼樣的供需關係？台北城市和當代藝術之間可以有什麼樣的雙邊關係？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各扮演什麼角色？這些提問可能是需要優先的思考和釐清。其次，「台北雙年展」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從1998年以來，「台北雙年展」即採取國際策展人策略，並迅速調整為雙策展人制度，但是實質上仍不悖離超級策展人驅動在地藝術生態和國際藝術網絡關係的策略。雙策展制度只是在策劃時間不足的行政缺憾中，消極地有助於國際策展人的在地接軌。很可惜，當我們的藝術界用大量的篇幅探討策展人的權力運作和主體喪失的抽象問題時，有多少提問、討論和數字統計，可以評估回應是「誰」或「如何」看到了「台北」這個城市和我們的當代藝術？

讓我反身想起的其實不只是這若干年我們的「台北雙年展」，還包括餘熱猶存的「金門碉堡藝術節」，國際知名藝術家蔡國強成功地挑弄金門這個區域的特殊語境。目前在地人士正醞釀下一波的雙年展制度，不一樣的脈絡和策略，還會是同樣的城市敘事法則嗎？逐漸為人淡忘的2001年「好地方—台中城市藝術節」（註7），標榜「讓藝術與瞬息流動的都會空間相遇」（註8），採用如「伊斯坦堡雙年展」藝術置入生活空間的策略，在蕭條的舊都心企圖拉提歷史、社群和經濟的多重議題。這個設定以國際和在地藝術家進駐的城市互動藝術計畫，和以美術館機制運作國際選件、以白盒子空間為場域的「台北雙年展」，具有相當不同的性質和意義。不幸的是，在地方不斷討伐外來者強佔資源的失焦問題下，中斷了藝術和城市雙重議題的討論，尋找「台中」和全球都市之間關聯的可能性，或讓在地居民如何觀看和想像自己。

有效的城市「雙年展」恐怕不只是誰來策劃，還包括如何策劃？用什麼樣的藝術策略？花多久的時間和經費？用什麼樣的組織規模和層級？以及過程和成效如何發聲等問題。我們如何讓台灣的城市雙年展能夠真正的結合專業和行政的力量，成為城市行銷和當代藝術跨界對話的有效平台，而不再淪為兩年一次在公務年度預算結構下的承辦業務，這會是一個城市文化觀光客和藝術工作者的奢望嗎？

註1：IFCA甫於2003年獲頒「歐洲文化獎」，得獎理由是「基金會長期以來在文化藝術事務上的成就，建立了東西方、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殊異文化之間的包容和信任」，成為11年來「歐洲文化會議」(European Culture Forum)所頒的第一個非屬歐盟國家的機構。
註2：Rosa Martinez為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首次以女性並為雙策展的策展人之一，負責軍械庫的展出主題。她目前受邀擔任甫成立的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的展覽部門負責人，以及其國際事務顧問。
註3：Charles Esche是活躍歐美的論述作家、並擔任荷蘭凡艾伯當代美術館館長，2002年和侯瀚如共同策劃光州雙年展。Vas?f Kortun目前主持伊斯坦堡市的Platform Garant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曾擔任Proje4L當代藝術館的創館館長，以及第三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的總策劃。兩位策展人領導兩位助理策展人和一位策展助理共同組成策展團隊。
註4：Proje4L和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均為三年內相繼成立，為才起步的土耳其當代藝術機制注入活力。
註5：這個區域的最主要大街Istiklal Caddesi是伊斯坦堡市充滿最多文教、政治機構、大使館和銀行、商店的街道，但同時也是充滿休閒娛樂、地下犯罪、外來移民的矛盾區域。
註6：長谷川祐子在2005/10/11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的「全球化風潮下的展覽策劃與城市行銷」國際研討會中發表此項說法。
註7：「好地方」由台中市政府和加拿大對台辦事處主辦，徐文瑞策劃、林宏璋協助，東海大學研究所學生參與執行。這是一個以台中蕭條沈寂的舊市區為場景，透過加拿大和台灣當代藝術展演為主軸、台中市區舊建築導覽和實驗電影展為延伸活動的城市藝術節慶。
註8：2001年「好地方——台中城市藝術節」導覽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