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文／黃建宏（北藝大助理教授，藝評家）

如果說台灣當代藝術展覽的操作越來越成熟，這同時意味著在藝術現象中出現了越來越明確的「認同」關係，正是這種隨著發展而隱然成形的「認同」──它還是極可能源自於「操作」──一方面逼現著台灣當代藝術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在「認同」的匯集下，將更多其他可能的藝術手段給切割掉或邊緣化。簡言之，這「認同」就是一種貫穿與連結材料物性、再現技術、生產流程與詮釋語彙的「系統化」。相對地，與個體「主體化」息息相關的「非同一性」或「差異」，就會在這正在成形的系統化中，被以著討論藝術問題之外的「言說」先決地給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不是因為那不可以是藝術，而是因為那是「自殺」或「沒有希望」的藝術。但似乎在這種概略的現況中，我們忘記藝術的魅力或美學的力量，不正是將──不論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底下的──被排除者置放在新的佈署中，一方面藉此提示出新「自由」的可能，另一方面創造出新的「快感－利潤」。

「潛入」正是在這樣的展覽環境中浮現出一層特殊的意義，這層意義出自介在藝術認可的倫理制域與創作形式的再現制域之間的張力；展覽作為某種藝術認同的操作，一端是確定或延續藝術身份的展覽（地點、規模與交易量的象徵），另一端則是美好精實作品的展覽，換言之，一端建構了時間軸與階層制，另一端則趨向格式化的品味系統與專業化的修飾技術。這兩種「認同操作」各自集中成為──筆者在八月的觀察文章所言──台灣展覽的繁生中兩股主導力量。如此，「潛入」的必要性首先就在於逃離這些「認同操作」對於創作與展覽形態的規範，　再則，就是呈現出藝術創作者對於其現實的經濟格局的回應，也就是為其真實的存在狀態創造新的適切呈現，最後，就是創作者的身體在某種社會處境中所決定出的「行動」模式。更明確地說，它之所以可能是必要或有趣的，首先就在於對藝術現有「宿命」的抵抗，再則就是對於市場或資源之外的嘗試（也就涉及到材料與展出形態的變化），最後就是創作個體與社會族群之間的可能對話。　　筆者在此提出兩個最近的「潛入」展稍作補充，一是在VT展出的《軟抗爭》，藝術家（黃博志、施懿珊、葉廷皓、莊牧恩、Zona、劉心正以及幾個臨時性組合團隊「copy right, right copy」、「大無用體質」），他們的展出創作主要觸及幾項「潛入」，如商品的潛入、偵測系統的潛入、訊號回饋系統的潛入，甚至意義、行為與場域的潛入，一方面製造出經驗的「分化」，另一方面則因此形就批判性。就像de Certeau所援引的法文俚語「作假髮」，接近的中文意味就是以「假公濟私」或「暗渡陳倉」來進行對於統治權力的抗爭，而de Certeau對此進行更進一步的論述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就是「作假髮」這種潛藏在「勞動」中的抵抗，是專屬於沒有掌握「象徵」權力與資本的「沉默」勞動者的手段，技術的展現與移轉成為這抗爭族群進行「主體化」的基礎。另一則是《萬德秀II：LÖCÁTION ONEder》（吳思欽、陳伯義、羅智信、陳萬仁、盧之筠、劉玗、連子閑、林岱璇、蘇育賢、江忠倫）潛入昏暗的空軍官舍中，進行一種沒有抵抗的「佔領」，但從沒水沒電的展覽中更顯示出每個藝術家生產的經濟狀態，以及他們藉此發揮的巧妙手段，與垃圾、灰塵、髒汙保持著一種奇特的共生關係，在充滿陰影與遮蔽的視線中，我們看到的比較不是被去「背」的「作品」，而是與作品共實存在的「佈署」。《軟抗爭》的生命力在於科技介面的滲透，而《萬德秀II：LÖCÁTION ONEder》則是現地脈絡的滲透，兩者都觸及到個體經濟與微型政治間的密切關係：「潛入」的必要就在於「藝術體制」的無所不在。而這裡個展覽正是面對藝術自身的「政治」與現實的「經濟」所呈現出來的「不認同」。

(本專欄由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典藏今藝術雜誌共同策劃)